
延安,这地方,在中国革命的画卷上,可不仅仅是个地名。它像块磁铁,吸来了五湖四海的人。思想在这里碰撞,命运在这里改写。
杨家岭,很多人知道。那是中央所在地,也是不少后辈的避风港。当年,好多年轻伢子从国统区跑来,一心想找出路。李鹏就是其中一个。
他年纪轻轻,就跟周恩来、邓颖超夫妇熟。那情分,像自家亲人。就算周公公邓妈妈不在延安,他周末也总爱从学校走路,去杨家岭那边窑洞转转,感觉熟悉。
四二年秋,一个周六傍晚。十四岁的李鹏照例来了杨家岭。先去了陈云那屋。天色晚了,陈云说,走,食堂吃饭去。就是这么随口一句。
食堂里,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。巧了,坐个面对面。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孩子,挺自然地问:“这个小同志,你是哪里来的?”
陈云在旁边搭腔:“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,李硕勋烈士的儿子,赵世炎同志的侄子。”李硕勋,毛主席想了想,有了点印象。赵世炎,他可太熟悉了。
陈云对李鹏好,也是有原因的。当年他跟李硕勋在江苏省委一块干过,那份革命情义深着呢。这层关系,让李鹏在延安的路多了一分照拂。
毛主席看这娃挺有意思,就拉着他聊:“小同志,你们现在都学啥呢?”“报告主席,学整风文件。”他点了点头。
又问:“看小说不?”李鹏老实答:“正看《三国演义》。”毛主席听了更高兴,像是想考考他。
“那你最佩服里面哪个?”李鹏想都没想,直接蹦出来:“曹操!”这话一出口,旁边大人都有点愣住。毛主席问为啥。
李鹏不慌不忙地说:“我觉得他最会用人。官渡之战后,他得了袁绍那些人写的信,里头好多自家部下跟袁绍通气的。他当着大家面一把火全烧了。”
他说,“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这一下子,把那些有想法的人的心都拢住了,愿意踏实跟着他干,本事大的人也就留住了。
这回答,让毛主席不住地夸。他对陈云说:“这个娃娃不简单,脑子活泛!将来肯定是个能干事的大人物,得好好培养!”
李鹏后来回忆,当时那些想法,有些是老师教过,但真没想到毛主席给那么高评价。周总理平时处理问题那样实事求是,跟干部敞亮说话,还有毛主席“团结大多数”的那些想法,都一点点影响着他。
领袖的这话,这份期许,在他心里扎了根。从后来去前线摸爬滚打,到苏联学水电,再到回国一步步走到总理的位置,当年的那句话,就像提前给他的人生定了航向。
延安不光育人,也是共产党跟各路贤达敞开心扉的地方。一九四五年夏天,延安来了一批贵客,黄炎培老先生就在里头。
毛主席亲自去机场接。一握手:“黄老,咱们又碰头了。”原来,毛主席早对他有印象,记得一九二一年在上海,听黄炎培先生欢迎杜威博士的演讲。
演讲里提到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数字,毛主席记得特别清楚。那时候年轻,这些数据对他触动挺大。
当时国内都在喊和平,可国民党那边一手遮天,国共关系僵得很。黄炎培他们这帮爱国人士急啊,就想去延安看看,能不能帮着两边把话说开,一起干事。
他们觉得共产党不参加那个国民代表大会,对大局不好。就作为第三方,写信给延安,想来拜访。没多久,延安那边痛快地回了话:来吧。
延安一行,让黄炎培觉着完全不一样。看到的是一帮子朝气蓬勃的人,说话做事敞亮得很,跟国民党那边宣传的完全两回事。
特别是延安这地方的官风。当官的不摆谱,见着毛泽东甚至能喊“老毛”。有啥意见,专门有黑板报能写出来提。黄炎培叹口气:“离我的理想不远了。”
在延安那五天,黄炎培跟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,一聊就是十好几个小时。正是在这儿,有了那场著名的“窑洞对话”。
黄炎培没绕弯子,直说了心里最担心的“周期率”问题:“我看哪,从古到今,从一家一户到一个国一个党,开始都是一门心思干,日子好了就松劲,最后总逃不过垮台的命。”
“我就是希望啊,你们共产党这些诸君,能找到个法子,跳出这个老圈圈去。”这话问得沉甸甸的。
毛泽东的回答,说得铿锵有力:“咱们已经找到条新道了。咱们能跳出来。”
“这条新道,就是民主。只有把权力交给人民,让人民来盯着政府,政府才不敢懈怠,不会垮。”
这次对话,对黄炎培震动太大了。他回去后写了本书叫《延安归来》,里头就说了:“用民主来破这个周期率,怕是真能行。”
他儿子黄方毅后来解读说,老先生是觉得共产党能成事,可也怕他们将来重走老路。正因为他俩谈得透,才能聊这么深的问题,是交心了。
黄炎培回重庆后,就跟胡厥文他们一块,把一帮子民族工商业者和文化人聚起来,搞了个民主建国会。这会的念头,就是“民主”加“建设”。延安那些天的见闻,真是给民建搭了思想的底子。
后来毛主席在重庆谈判那会儿,又见了黄炎培他们工商界的人,谈怎么搞民族工商业,让大家办民建的心更定了。
黄炎培总把替工商业者把心里话带给共产党,把共产党的政策讲给工商业者听,当作民建的重要活儿,一直干着。
新中国快成立了,中央搬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。毛主席在那儿见的第一拨客人里,就有黄炎培。
老哥俩又把当年的“窑洞对话”捡起来聊。黄炎培说,自己要“擦亮眼睛看看”,共产党怎么治这个国家。
毛主席笑着说:“不是,你不能光看着。你得做主人,得当咱们共产党的真朋友,觉得哪儿不对,随时给我提!”
打那以后,他俩的信就不断。黄炎培写了九十多封,毛主席亲自回了六十多封。
黄炎培说话不藏着掖着。当时农村征粮多、城里买卖不好、钱紧,他写信直接用了句挺扎心的话:“财政在好转,人心在恶化。”
毛主席不但没怪他,还把黄炎培这封信当作文件,发给下面各个部门看。
延安那几孔窑洞,承载了多少特殊的希望和许诺。对一个孩子的栽培,对一位老人的深谈,都融进了共产党建新中国的大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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